中国雄安新区规划图出炉，堪比超级故宫

来源：神山之巅

01

区位分析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02

上位规划研究

畿辅新区概念由吴良镛院士倡导，2013年其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明确建议选择北京新机场周边的大兴南部、廊坊市区、固安、永清、涿州、武清等地区，成立跨省市边界的“畿辅新区”，疏解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三个圈层（吴维佳）

层次：北京六环沿线以内地区（半径15-30公里），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核心区；

第二层次：六环至涿密高速一线地区（半径30-70公里），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拓展区；

第三层次：涿密高速以外区域（半径50-300公里），为首都政治文化功能延伸区。

雄安新区刚好在第三层次。

这个集中疏解区，距离北京不要太远，也不能太近，靠近保定，避免北京摊大饼向集中疏解区无序蔓延，最后又连为一体。从雄安新区距离保定的距离看，未来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新机场规划，已经为雄安新区埋了伏笔。

03

现状分析

基地由雄县、安新县、容城县组成，中间是著名的白洋淀景区。

白洋淀水资源、土地资源相当丰富。

交通资源：高铁、高速、机场三连接主要城市，保津城际铁路、保津高速公路贯穿全境，1可到达北京、天津。

总结：这一区域可说是位于整个京津冀地区腹地，围绕着河北的湖泊——白洋淀，真正可谓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

04

发展模式研究

作为畿辅新区的雄安规划

采用什么模式？

华盛顿模式，华盛顿有两条轴线，

哈德逊河和雄安新区的河流格局类似。

纽约模式，中央公园大疏大密

芝加哥大都市区

大巴黎

05

规划定位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是：

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协调发展示范区

开放发展先行区

雄安新区将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创新发展示范区

06

雄安新区概念性总体规划

综合纽约、芝加哥、华盛顿、东京、巴黎、北京世界著名大都市地区的优点，雄安新区将开创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新模式。

延续故宫和中轴线格局

中心区河道湖水贯通

中心城区选址位于三县中间开阔地，南邻白洋淀。

东西轴线能沟通雄县、安新县老城区，又不受老城区发展限制。

南北轴线与首都第二机场通过快速交通系统连接。

意向效果图

附：

雄安新区规划内幕

雄安在空间布局上将是组团式的

与北京的单中心结构不一样

李晓江。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的规划，就是要让它富有弹性”

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编制的主体单位。作为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教授同时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咨委）的成员之一，负责对整个规划把关。

早在去年中央在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之初，李晓江教授就已经开始在为规划工作做前期准备。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为雄安的规划奔波。

“雄安新区的规划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这项工作不仅标准高、任务重，更是在为中国将来的城市规划提供范式。

在他看来，规划的先进性并不在于把所有先进的东西都放进去，而在于在空间上，在发展上，给未来各种各样的可能去预留空间，让它富有弹性。

“规划工作不能着急，时间服从质量。很多事情前期要尽量研究透。”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的规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

李晓江：去年3月24日，在会议上，听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新区规划选址，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

虽然这个决定当时还不是最终决定，但第二天专咨委组长徐匡迪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编者注）就召集我们几个开会，通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让李平教授从经济产业方面，我从规划方面做些准备。回来后，我对谁也没说，找了几个年轻人开始收集资料，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

当时做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个新区应该对标深圳，所以也让同事做了一些深圳发展历史的回顾，因为深圳80年代的规划就是中规院做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收集资料、分析当地的条件，以及酝酿规划的一些技术上的准备。

然后5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之后，徐匡迪主席当晚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规划工作很可能还是要你们中规院来做。所以说，雄安的规划工作是从去年5月底开始内部启动的。

但那个时候消息还没有对外公布，我们不能去现场调研，只能做些初期的工作。记得当时徐匡迪主席去雄县考察地热，借着这个名义，我们也跟着到现场进行了两天实地调研。

中国新闻周刊：新区的规划工作主要包括哪几部分？

李晓江：2016年8月，我们在顺义就雄安新区的规划，开过一次大型的会议，包括专咨委的所有专家、相关的规划团队都参加了，徐匡迪主席还专门邀请了吴良镛、张锦秋、钱易三位院士。最后一天，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也去了。

当时规划任务主要是两项，一项是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包括起步区的控制性规划、启动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三个是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另一项是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由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曲久辉院士牵头。这四个部分都是综合性规划。

这些综合性规划的初步方案出来后，中规院、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还组织了好几期工作营，把行业内的高手，都邀请过来，集思广益，完善方案。

今年4月1日以后，总体规划又细分了22个专项规划，包括建筑标准、环境治理、交通等，每一项都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在负责。

6月份，我们启动了启动区的城市设计国际咨询，这是新区规划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这项工作委托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做，我是学术召集人，负责与各个报名团队沟通，引导他们尽量满足我们的设计需要。目前，我们已经从报名的近300家国内外机构中选出了12强，最终要评出3个优胜团队。

我理解，整个规划工作就是三条线，一个是总体规划，再一个是为总规服务的专项规划，最后一个就是城市设计的国际咨询。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庞大的工程。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规划工作的进展如何？大家都很关心。

李晓江：目前，各项规划工作都在稳步推进。大家希望总体规划能尽快出来，好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我们都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规划工作不能着急，时间服从质量。因为雄安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很多事情前期要尽量研究透。

“如果建一座新城，能治理好白洋淀的水，这种示范意义的价值会更高。”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选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白洋淀。对规划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李晓江：我们一致的看法是，要在白洋淀建一个新城，就一定不能让这个新城守着一片严重污染的水。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社会上有不少议论，认为白洋淀已经是一片严重污染的水体，为什么还要在这建新城。

事实也的确如此，白洋淀的水质有四类水、五类水，本身并不完美。但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个倒逼机制。如果建一座新城，能治理好白洋淀的水，这种示范意义的价值会更高。因为，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同时，我个人认为，白洋淀的存在本身就对这个区域的发展，设置了环境的容量要求。有人认为，雄安新区2000平方公里要造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这不可能，首先环境容量就不允许。

所以，对新区规划的目标，是很克制的，起步区就100平方公里。按照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标准，大体上就是100万人，再加上当地现有的100多万人，一共不超过300万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规模。这样的规模不至于对白洋淀，对整个地区产生太大的环境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在具体的规划中，如何做到水城相融、蓝绿互映？

李晓江：关于这点，目前我们有好几种方案，但都没有最后确定。比如，有的方案提出“望淀”，就是城与淀应该分开，中间留出一些空间，在城里看得见水，但不一定在水边。白洋淀周围应该有非常广阔的生态环境保护区。

不管哪种方案，我觉得淀边的利用，一定要非常谨慎。我们可以利用淀边资源，但不一定非要住在淀边。远足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淀边上去，但整个城市跟白洋淀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在淀边上围起一圈人工“长城”，对白洋淀是一种压迫，对生态肯定也是一种破坏。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白洋淀里还有不少村落，在规划中是如何处理这些村落的，是搬迁还是原地保留？

李晓江：这些村庄有几种，有的叫淀中村，它和外界联系都是通过坐船出行，完全在淀里边；有的叫淀边村，就在大堤上，因为比较高，不会被水淹到。毋庸置疑，不论是淀边村，还是淀中村，对白洋淀都会造成污染。这些村有的规模还比较大，如果真要全部搬迁，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我个人认为，即便不搬迁，淀中村也要改变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基础设施要配全，对生活垃圾、污水要处理；第二，利用水面进行养殖、种植的生产方式应该退出，将来应该发展旅游、文创这些自然负荷小的生产方式。总的目标就是一个，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水体的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新区起步区所在的位置，是华北平原地势的地方。在防洪方面，规划有哪些考虑？

李晓江：防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流入白洋淀的河流一共有9条，如果这个区域普降大雨，就有可能出现1963年那样的大洪水。历史上，白洋淀本身的水量是不断变化的。1963年那次大洪水，就把整个地区全淹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由于缺水，白洋淀是一片旱地。之后，持续的降雨，又把水灌回去。白洋淀之所以叫淀，和湖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水量更小，变化更大、更剧烈。

对这样一个地区，我们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要防洪，另一个还要防涝。防洪无非就是几个方法，一个是围堰，修大堤，另外一个就是把城市垫高，垫到洪水位以上。现在当地老百姓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房屋都在高地上，这是人类的智慧。几千年来，人类其实一直都在优化自己，所以任何自然灾害，对于古村、古城损失都很小。这就是历史的优化，在不断改进中找到了最安全的方法。

第二个还要防涝，本地的降水要能及时排出去，排不出去也会被淹。北京城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一下大雨就容易内涝。不能光考虑防洪，不注意内涝，两方面需要平衡。到底采取哪种措施？现在争论比较激烈。难度在于，既要兼顾防洪和排涝，还要考虑施工成本。如果用大堤围起来，能防洪，但没法排涝；如果把整个起步区都垫高，土方量又太大。

“采取了组团式布局，让城市发展富有弹性，能够适应将来各种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建设雄安新区，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规划怎么体现这一理念？

李晓江：我理解，“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就是眼光要开阔，吸取全人类城建文化的智慧。怎么吸取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规划团队要敞开胸怀，学习国外的先进观念，另一个就是让外国的团队参与进来。

这次国际咨询就有很多外国团队参与，我们就是希望让他们直接出方案，用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标准、他们的价值观来看，雄安新区该怎么建设。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包容的，但不是去照搬一个巴黎、一个伦敦。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就是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坚持高标准。事实上，在规划之初，我们就有一个原则，规划工作必须以国内的团队为主。我们前三十年的建设，照搬照抄的太多，简单模仿的太多。我们有的人居文化传统，这次应该真正用现代的智慧去传承中国文化，去容纳当代进的工程技术和先进的发展理念，因为这是中国的雄安。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将来的建筑会以什么风格为主？会是仿古风格吗？

李晓江：我相信不会。传承传统的人居文化，不一定非要刻意把大屋顶、斗拱、白墙灰瓦这些符号直接展示出来。这不是一种符号化、表象化的东西。我觉得，关键是追求一种内在的文化创新，将中国当代文化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这次国际咨询也有日本的团队。日本是东方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他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好地把自己的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明有效结合起来。我也鼓励日本的团队，让他们把这方面的经验尽量展示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雄安的建筑会是一种什么风格呢？

李晓江：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雄安的建筑将以多层小高楼为主，不会搞高层建筑，不会是水泥森林。高层住宅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后期维修、消防都是问题。我一直说，高层住宅以后会是中国沉重的一个社会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对标深圳。你认为，深圳的规划对雄安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李晓江：对于一个新城来说，规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弹性，要有结构上的灵活性。当年深圳的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上世纪80年代深圳只有十几万人，但我们的规划是按80万人来做的，基础设施是按120万人配的，交通是按180万人预留的，给城市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同时在空间布局上，我们采取了组团式布局，让城市的发展富有弹性，能够适应将来的各种可能。因为如果采用单一结构，城市发展不到那么大，结构就是残缺的，但是如果是组团式布局的话，每一个组团并不大，而且相对独立，组团内部有住宅区、有产业区、有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一个是一个。

这是当年深圳规划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想到，深圳今天能发展到1000多万人。即便是这样，深圳的整体结构还是把握得很好，这主要就得益于当年深圳规划的弹性。

规划的先进性并不在于你把所有先进的东西都放进去，而在于你在空间上，在发展上，给未来各种各样的可能去预留空间，让它富有弹性。

雄安将来会不会发展到500万人，现在谁也不敢断言。所以，我们在规划300万人的合理规模时，也应该在空间上留有余地。雄安新区在空间规划上也会是组团式的，这种布局本身可以为快速建成创造条件，同时也给未来应对不确定性保留了充分的弹性。

中国新闻周刊：相对于一般的城市规划，雄安这种近乎在一张白纸上的规划，哪个难度更大？

李晓江：应该说，雄安的规划更有挑战一些。因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甚至包括竖向的标高。一般城市的规划，已经有基础了，无非就是把系统扩充些罢了。不过，反过来说，雄安的规划，也是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采用进的技术，实现进的理念，但它的建设过程也更复杂，充满了很多未知的东西，不确定性更多。

“有生活，有高品质的城市环境，有特色的城市空间，有很好的公共服务，各种人在里面可以充分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有报道说，雄安将是宜居之城。在规划方面，新区会如何克服城市拥堵这类“大城市病”？

李晓江：刚才讲了，雄安在空间布局上将是组团式的。所谓组团式就是多中心，与北京这类典型的单中心结构城市不一样。每个组团的规模大概是二三十万人，占地二三十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规模。在每个组团内部，又细分为若干空间单元。每一层空间都注重功能混合、自我平衡，而不是像有些城市，工业区与居住区隔着十几公里，发展了十几年，也连不到一起，还是孤岛。

我们这些年城市发展的毛病，就是单一功能的发展。一说园区就全是厂房，晚上吃个宵夜的地方都没有，而回龙观、天通苑这些北京周边的大型社区，附近又几乎没有任何产业，每天大家不得不花几个上下班，非常不人性。

所以，我们在规划雄安的空间布局上，尽量减少人在必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其他负担。在每个组团，甚至空间单元内部，让各种功能充分混合，就业、生活、公共服务都能兼顾到。当然，这种平衡不是的，只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尺度里能满足人们工作、生活的基本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城市空间布局之外，在路网交通、市政设施方面会有哪些宜居的考虑？

李晓江：雄安路网交通的特点，应该是窄路、密网、小街区。这些我们中规院在规划北川新县城时已经在实践了。北川新县城没有太宽的道路，路口会放宽一点，但也就是两个车道。但县城的路网很密，每平方公里有十公里以上的城市道路，二十公里以上的步行道路，有上下班的步行道路，有健身锻炼的步行道路，还有专门给游客的步行道路。同时，把绿带、公共空间穿插到居住用地里面，还创造了一些水景观、生态景观。这就让居民在非常便利的进出的同时，还能享受到一种高品质的人居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未来将主要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着眼创新。规划在吸引人才方面有什么考虑？

李晓江：创新主要还是要依靠创新型的人才。我们曾对一些很高端的海归人才做过调研，发现他们希望上班5，送孩子上学10，下楼就可以买牛奶买菜，然后花两个去锻炼身体。他们的时间价值变了，无法忍受那种被动的时间消费，比如花几个上下班，但是他们会主动地花时间去锻炼、去散步，甚至是去发呆。

7月份，我们专咨委在上海开了两天会，专门邀请腾讯、百度、360和阿里巴巴四家互联网企业做了深入的交流，目的就是一个：如果到雄安发展，他们希望新区提供哪些条件？徐匡迪主席、赵克志书记、许勤省长都参加了会议。

在交流过程中，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多元化的目标、差异化的选择，这些东西在一个城市里都要具备，他才会来。但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在成熟的大城市里，所以我们如何在新区里创造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的挑战。

现在很多园区都有宽马路、大广场，楼也很高，但年轻人不买账。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没有生活，没有服务，没有人际交往。他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份收入，他要的是未来的全面发展，能不能找到对象，孩子能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能不能一起过来生活，等等。

我心目中的创新空间单元，不用太大，像深圳蛇口、南山那样一两平方公里，但是里面有居住，有生活，有高品质的城市环境，有特色的城市空间，有很好的公共服务，各种人在里面可以充分交流。像这样的地区，短期就可以形成很强的吸引力。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的规划，你认为会不会成为今后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标杆？

李晓江：我觉得，雄安新区之所以不在一个老城区的基础上改造，而是建一个新城区，本身就有这样一个意图在里面，就是要为我们将来的城镇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提供一个难得的探索机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附：

专访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雄安新区规划长达50年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被公认走在世界前列，其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和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不断派员到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经验。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原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刘太格也一直在中国各地奔波，成为各地城市规划峰会的座上宾，为许多一二线城市的未来规划提供技术指导。

近日，《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现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教授。对于雄安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他认为，采用星座城市理念，通过明智的规划、借鉴成熟经验、咨询专业人才等手段，可以有效防范大城市病，进而建设国际水平的宜居城市。

雄安新区规划要注重内在美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雄安新区规划和建设之初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刘太格：雄安新区一方面要协助北京解决城市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交通系统、生态环境、宜居等角度进行规划和建设。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时候，首先要把城市的基本功能进行合理的配置。

城市同人一样，需要关注内在美和外在美。在进行城市景观和城市美化设计之前，需要首先将城市的基本功能按合理的布局安排好，比如交通、土地功能、绿化等。如果上述方面已经处理好，则意味城市已经拥有内在美，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进行相应的城市景观和城市设计，比如园林设计、建筑设计等外在美内容。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最忌讳一开始就谈城市未来是什么形象。应该在妥善处理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在客观的规划过程中，摸索雄安新区未来的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内在美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刘太格：中国许多城市的功能比较分散，相对缺乏秩序，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随处可见。我的感觉是没有一个完善的规制，这对整体城市宜居度带来不好的影响。

如果没有合理城市规划，就会导致大城市病的泛滥，比如交通堵塞。如果一个城市商业功能过度集中，却没有同时安排居住功能和生活配套，这种规划会导致“钟摆式”交通，带来严重的交通拥堵。如果城市规划合理，其商业区、工作区，生活配套相对集中而又靠近居住，市民就可以在附近的商业中心娱乐购物，工作、交通相对宽松，这就是内在美的体现。

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不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同时要对人口和居住方面进行通盘考虑。

应该对整个区域进行50年的长远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人口和居住方面该如何进行通盘考虑？

刘太格：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城市人口数量是没有任何政府或个人能够控制的。中国有户口制度，但该制度不能抑制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就业机会较多，需要人口支撑就业。因此我建议，北京、天津、雄安新区应进行长达50年的规划，预测到2070年左右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这三个城市就可以依据预测的人口数量以及应该承担的城市功能，进行科学的规划。

我认为北京市的人口并不会因为雄安新区的建设而停滞或减少，相反，北京市的人口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不过因为有了雄安新区作为支撑，北京市人口日后的增长率应该会有所降低。

从规划角度看，北京和通州是一体的，而雄安新区则不是北京大家庭的直系成员，它更像是北京的表兄弟。如果要进行雄安新区的规划，不能基于现有的启动区范围进行规划，要基于整体区域进行考虑。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要设计一个人的手掌，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身高和性别，就很难把这只手掌设计得合理及完美。所以，在进行手掌设计之前，首先要将整个人体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和规划，这样才有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北京应该把哪些产业搬到雄安新区？比例如何？

刘太格：北京、天津、雄安是一个各自完整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群，每个城市均有二、三产业。三产需要二产作为支撑。未来北京、天津、雄安具体承担怎样的职责，应该分析其内部优势。我们应该把具有北京特色的工业留在北京，适当地将二产引进雄安新区。

至于具体的比例，这需要进行严格的分析预测。在了解雄安新区远期人口数量后，大概可以估算雄安新区的二产规模。政府认为承担非首都功能的工厂和办事处应该搬到雄安，这个思路我很欣赏。北京作为首都，它应该具有首都特点，比如：雄安新区建设后，和国际级的银行总部应该留在北京，分行可以去雄安新区或天津。因此，雄安新区职责的分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有弹性的灰色调，要看具体情况，政府在做决策前要适度衡量。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工作经验，你预计雄安新区建设完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刘太格：首先，雄安新区的建设关系到整个津京冀地区的功能分配，应先用适当时间把规划完善。这个规划不仅应该预测雄安新区的未来，还要兼顾北京和天津的未来。

其次，整个规划长达50年，一直规划到2070年。联合国预测，到2075年地球人口接近饱和状态，因此，这个时候的雄安新区建设具有时代机遇，2070年对于雄安新区而言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远期规划。

第三，雄安新区有必要进行分期开发。在远期规划的统领下，每过10到15年，就要进行一次分期规划，到2070年，人口增长即使明显，也不会有剧烈波动，这是比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

刘太格：不谦虚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具有大规模的，涉及四五百万人口的，实现多、快、好、省城市建设的，可以说新加坡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炎黄子孙，我希望通过交流，将新加坡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经验，向中国进行介绍与分享。

规划雄安新区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但是可借鉴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经验和原则。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中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样的。新加坡秉承一个岛、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规划理念，内部没有区和县等行政区域。但是，北京和雄安是不同的城市，一个是首都，一个在河北省，彼此有区界。即使在雄安内部，将来可能也划分不同的区和县。我建议规划先不基于区界进行划分，而是依据功能进行划分。

必须严谨遵守城市发展原则，按部就班地去完善规划。操之过急，草率编制方案，则很不利于城市的持续发展。

秉持城市家族理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如何避免大城市病？

刘太格：如果在城市形成过程当中，没有将城市问题进行预判，就会产生若干城市问题。首先是交通堵塞，其次是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比较好的状态是：在进行功能规划时，明确哪些功能是服务全市的，哪些功能是服务地方的，哪些城市是服务社区的。如果没有合理统筹，就会带来城市病。

同样，对于中国来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口逐渐增多，如果中国没有完善的城市规划，城市就会演化成为摊大饼的问题。

所谓的摊大饼，指的是一种分散的，没有秩序化的城市布局。因为城市规划相对分散，每个人要花很长时间去购物、上班、上学等，每个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就会比较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同时，因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因此，要治理大城市病，需要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我曾在中国提出城市家族理论。以北京为例，北京好似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来讲，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孙子、曾孙。但是北京的情况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孙，这种现状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况是，把北京分为五到六个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这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几个百万人口左右的片区，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区下面再分成卫星镇，就像父母下面孙子；卫星镇下面再分小区作为曾孙。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们没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为五个父母，就是五个片区，这些片区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万到六百万人口，每个片区一百万人口左右，片区下面再有卫星镇、小区、组团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功能配套及就业岗位分散到片区、卫星镇、小区等。之后，人流和车流便可随之分散到各地。如果北京要治理大城市病，就要把北京看做一个整体系统，按上述方法来治城市病。

我很少在西方国家提城市家庭理论问题。一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超大型城市并不是很多，这种超大型城市主要聚集在亚洲；二是我认为以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于雄安新区来说，雄安新区基本上是白纸，可以完完全全按星座城市理念进行规划。北京已经发展成熟，要把它从结构方面进行更新困难较大。但是北京的大城市病不能不治，因为北京的城市病是大家公认的，不能因为难就不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负责城市建设的有关部门可以考虑星座城市的好处，并且从现在开始下决心行动起来。

我建议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关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城市家族理念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在整体城市建设过程中，没有将城市的功能高度集中于一两个点，或随处分散，而是应该按照功能的级别，进行规划和设置，将功能分级，服务于不同的区域。比如，有些功能是服务于整个城市的，有的是服务于片区的，有的是服务于卫星镇的。将这些功能进行分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规划方法。

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时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要去机场，我要通盘考虑该怎么走才能到机场，没有人会先考虑段路，再考虑第二段路，第三段路，这样的话可能就到不了机场了。因此，从雄安新区建设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城市病的、的、可持续发展50年的城市规划方案。